消失的聲音—叛離或抗議：分析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之回應民意模式

以「叛離、抗議模型」比較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回應民意的模式。

摘要

近年來中國不斷打壓民意，任何危害中共政權的言論皆被審查甚至刪除，造成學界主張中國會漸進式民主化的理論遭受挑戰。筆者發現若進行時空上的交疊，戒嚴時期的臺灣亦是在限制民意的框架之下。因此本文將透過學者 Hirschman 的「叛離-抗議-忠誠」理論建構賽局模型，從而解釋現階段中國政府與戒嚴時期臺灣國民黨政府對於民意的回應與控制模式。

本文發現，現階段習近平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係透過勾勒多元性的藍圖，誘騙人民相信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多元性，從而使人民與政府互動時，永遠都選擇忠誠；然而，戒嚴時期臺灣政府因遭逢內部與外部的壓力事件，人民在信心下降的同時，部分選擇叛離國家，部分選擇透過抗議反對政府，最終造成國民黨政府的崩潰，迎來臺灣的民主化進程。

威權政府之下的言論控制

言論自由對於人類而言，無疑是一項基本且不可被恣意剝奪之權利。誠如《世界人權宣言》 第 19 條所揭櫫：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根據學者 Juan J. Linz 的定義，威權政府係一有限無責任的政治多元，缺乏嚴密的思想指導體系及社會動員；領袖在為嚴格劃定但可明確預見的政治範圍內行使權利(Linz, 1964)。隨著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威權政府統治的面向也趨於多元。作為學界上分類的威權政府，對於中國目前處理民意的模式，學者 Ashutosh Bhagwat 提出中國係利用民意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試圖在地方政策上與中央進行切割，從而使政府作為「政策援助者」的角色能夠被凸顯，亦能夠使人民作為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的異議者(Bhagwat, 2015)。

學者 Lydia Khalil 在 Lowy 國際政策研究所對於新冠肺炎對於中國政體影響的報告指出，數位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使政府不僅可以透過管控、監視、鎮壓、審查以操縱人民，更擴大政府當局政治控制的幅度。威權政府透過數位、科技管控人民，就政治面向而言其足以提供人民一個看似多元、民主的社會外觀，從而滿足人民在訊息交流上的需求，同時亦讓政權增加多個「觸手」深入人民的生活之中，藉此獲得更加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威權政府藉著數位科技，能夠更加快速的獲取民意，並給予高度的回應性(Khalil,2020)。然而此種高度回應性並非係將民意納入政策規劃之過程中，而是政府當局為了避免人民因無立即獲得政府給予的回覆，漸漸累積成民怨，最終遭到人民的反噬。

政體概述與異同分析

依照 Giovanni Satori 對於政黨體系的定義，其認為必須考量到政黨的體系競爭性與政黨數目，前者係指稱在政治體系中是否存在公平且公開的選舉，後者則是以相關性政黨(relevant party) 作為區分依據(Sartori, 2005)。細看現階段中國與戒嚴時期的臺灣之政治生態，現階段中國儘管存在諸多政黨，然而在國會與全國代表大會中，中國共產黨無疑是這些政黨中最具有影響力，且為中國長時間唯一的執政黨；中國無論在地方性乃至全國性的選舉，皆是受到共產黨控制的魁儡選舉，僅有共產黨當局屬意的候選人方能當選。戒嚴時期的台灣在政黨數目上，僅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政黨，在有效選舉方面，從1977 年的中壢事件便可以看出，國民黨仍是主導選舉的操縱者。

若將政治體系視為一個市場，現階段中國與戒嚴時期臺灣可被歸類為獨佔市場，即由一個主要政黨領導國家的發展。同樣具有獨佔性質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兩個國家卻有著不同的政治發展——同作為威權政體，為了鞏固政權生存必定會將人民之聲音禁錮，避免人民產生過多之意見而失其統治正當性；然而，臺灣於上世紀九零年代後便脫離威權體制，進入民主政體，中國卻是不斷地對人民施以人權上的侵害。筆者認為，此兩者之差異不僅因其對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民主化推手——中產階級之態度有高度相關，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異議」之處理方式亦成為另一項造成兩者差異之因素。本文將會先對於戒嚴時期之臺灣政府以及當前中國政府之政府體制進行分析；並在此兩個政體間進行統治方式的「同中求異」之差異比較，探討為何皆是在非民主的框架下，兩個政體之政治發展走向卻十分迥異。戒嚴時期的臺灣正處於與中共對峙之態勢，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便以「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之話語訴諸人民，期人民能夠服從政府之命令，達成彼時政府所欲達成之目標。而根據學者 Marc Howard 等多位學者對於政體之分類，並參考李冠和之觀點修改成下方圖表 (Howard & Philip, 2006; 李冠和, 2013)。

彼時之臺灣雖存在選舉制度，然此種選舉制度卻是受到中央政府之操縱，人民並無自主性選擇心之所向的候選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藉由《檢肅流氓條例》對於「流氓」進行清肅，並以模糊之定義將異議分子定調為「流氓」以剷除之，故在缺乏競爭性選舉的制度與政府侵害人權之框架下，戒嚴時期的臺灣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在「封閉式威權」與「支配式威權」之間擺盪的威權政體。值得一提的是，1970 年代後，臺灣因面臨退出聯合國所造成之統治正當性困境，致使中國法統地位失去說服力，蔣經國透過一系列的開放政策，即是透過臺灣逐漸地民主化、本土化，例如主張「吹台青」，且「黨外」反對運動日盛，顯示出當時臺灣正面臨政治體制之轉型，即從一個受到高壓控管的環境中脫離，慢慢的走向多元化與開放。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雖在其憲法明文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力屬於全體人民。」

然實際上現階段中國政府不斷透過「鎮壓」、「維穩」之方式對人民進行統治，透過箝制人民之言論自由、行動自由、新聞傳播自由等，進而維持其統治正當性(徐斯儉, 2010)。同時，在選舉方面，中國政府亦對於選舉之結果進行影響、控管，中央政府在地方上安插中共所屬意之人，透過高壓、恐怖等方式治理地方。無獨有偶地，現階段中國與彼時的臺灣一樣，在資訊、經濟方面都展現了一定之開放程度，如開放社群軟體（微信、QQ、微博等）或鼓勵民間與企業向外投資，在社會面向上同樣展現了多元化的樣貌。故現階段中國之政治體制在政治體制表現上，既不是封閉威權，亦非支配威權或封閉威權，而是學者高頡運用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提出之「後極權主義」，即國家透過一種「既允許又開放」之多元性，又稱為「被管理的多元主義」，在政治敏感的議題外，人民享有一定的社會多元性(Balzer, 2004)。因此，戒嚴時期的臺灣與現階段中國皆是透過開放多元性、民主性之方式，達到鞏固政權之目的。然而，此二者採用這種政策之政治後果(political consequence) 是截然不同的。筆者認為，在這種多元、開放的政治環境底下，戒嚴時期臺灣與中國政府對於人民異議之控制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中國政府會透過削減人民選擇「抗議」之誘因，使政權不受到人民意見之威脅，從而達到維持威權體制之樣態。

「叛離-抗議-忠誠」賽局模型架構

經濟學者 Albert O. Hirschman 在其著述《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回應》中提出了國家(state) 與人民(citizens) 互動的模式，雙方透過不同的策略以回方所採行的決定，因此國家與人民兩者雙向的互動可以形成一層層的賽局，稱為「叛離-抗議-忠誠」(Exit-Voice-Loyalty gam, EVL game) 賽局(Hirschman, 1970)。本文採用之模型採用學者 William R. Clark 等所建構之框架，其指出EVL 賽局的原點來自於政府施行一項造成人民利益受損(deleterious) 的政策，面對政府的決策，人民可以在考量政府會如何回應後選擇叛離(exit)、抗議(voice) 與忠誠(remain loyalty)，相對應地，政府可以選擇正面回應(respond positively) 人民的抗議，抑或選擇忽視(ignore) 民意，使得人民得以選擇叛離或繼續對國家保持忠誠(Clark et al, 2017)。

擴展形式的EVL 賽局

根據上述的模型基本框架，可以繪製出擴展形式(extensive form)的賽局架構。其中，本文給定以下條件：令人民叛離的利益為 \(E\)，政府從人民的反應所得的利益為 \(1\)；\(L\) 代表政府從未叛離且保持忠誠的人民中獲得的利益，\(c\) 為人民選擇叛離的成本，其中 \(c\) 與 \(L\) 皆大於 \(0\)。

面對政府的決策，若人民選擇保持忠誠，那麼人民的利益不會因此減少，也不會因此增多，因此在模型中定義為 \(0\)，而政府則可以從忠誠的人民中獲得額外的利益 \(L\)。此項額外的利益包含人民因噤聲選擇支持政府形成的「合法性」(legitimacy)，亦即為政策進行無聲的背書，又或人民因認同該項政策，從而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假設人民對於政策感到十分不滿，其可以選擇移民他國，在沒有原本國家政策束縛之下，這些人民獲得 \(E\) 的利益；其亦可選擇上街示威、遊行進行抗議，必須付出成本 \(c\)，這些成本包含時間成本、金錢成本、號召成本等。政府在面臨人民抗議之決策後，則需於正面回應與忽視之間選擇。政府如果選擇正視人民的需求，其將會轉移原本獲得的利益 \(1\) 給予人民，此時人民的利益將會是 \(1\) 減去選擇抗議的成本 \(c\)，政府將會從抗議中選擇保持忠誠的人民中獲得利益 \(L\)；政府若選擇忽視人民的需求，則人民將有機會在叛離與保持忠誠之間進行抉擇，假設人民選擇叛離，則其會獲得利益 \(E\) 並減去原本抗議的成本 \(c\)，此時政府的利益不增不減，即維持原本的利益 \(1\)，而若人民選擇維持忠誠，那麼其利益將維持不變，但必須減去抗議的成本 \(c\)，政府則可以從這些保持忠誠的人民中獲得利益 \(L\)。

EVL 賽局之奈許均衡解

定義賽局之架構後，吾人可透過逆向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求得此賽局的奈許均衡解(Nash equilibria)。以下分為兩個條件討論，首先給定 \(E > 0\)，也就是 \(E - c > 0 - c\)，此時人民將會選擇叛離，此條件代表人民主觀認定其叛離國家的利益較對國家保持忠誠還要來得大。下一層即為政府之決策，給定正面回應的利益\((1-c, L)\) 與忽視的利益 \((E-c, 1)\)，若 \(L > 1\)則代表政府有誘因選擇正面回應人民，反之則選擇忽視民意。若政府在多方衡量後選擇正面回應人民，則此賽局便返回第一層，此時人民必須在 \(E\)、\(1- c\) 與 \(0\)此三項利益之間進行選擇，然此賽局已給定 \(c > 0\) 之條件，則 \(1 - c\) 必大於 1，因此便需考量 \(E\) 與 \(1- c\) 兩者的大小：假設人民已經無法繼續容忍政府執行的政策，執意透過移民之方式離開國家，便隱含 \(E > 1- c\)，而若人民認為目前與政府有談判之餘地，那麼人民便會選擇以抗議之方式訴諸民意。

假設給定 \(E < 0\)，隱含 \(E - c < 1- c\)，此時人民便會選擇保持忠誠。重複上述的推論步驟，政府必須在 \(L\) 與 \(1 + L\) 之間進行選擇，但明顯地在給定的條件 \(L > 0\) 之下，政府必會選擇忽視民意。最後返回第一層，人民將會在 \(E\)、\(0-c\) 與 \(0\) 之間抉擇，不過注意到此情況係已給定條件 \(E <0\)與\(c >0\)，因此人民必會選擇維持對於國家之忠誠。

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的「噤聲」策略

綜觀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政府對於民意的處理策略，吾人可以將此兩個在政體上形同質異的國家置入前述之 EVL 模型中，對於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政府回應民意之模式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試圖釐清兩政權在相似之政治體制架構之下，為何會走向不同的政治後果。

戒嚴時期臺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甫結束，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政治與社會上便產生了一連串的危機與問題，包含二二八事件、惡性通貨膨脹等，造成政府在彼時臺灣人民的心目中猶如魔爪般，處處控制人民但卻未使社會、經濟進步；國民黨對於社會之控制力道不僅強度很高，且具有效率——透過一系列的恐怖統治措施，警備總部肅清匪諜，控制人民對於國民黨執政合法性之懷疑，並不斷以「中國法統地位」作為鞏固其統治正當性之政策。後自韓戰開始，美國開始重視臺灣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地位，從而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相關協定，包含〈肥料供應合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給予諸多經濟上的援助(俗稱美援)，造成臺灣社會對於美國之依賴與崇拜，使得 1960 年代之臺灣社會流行一句順口溜：「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面對彼時政府的嚴格管控，加上 1970 年代初期臺灣退出聯合國的事件，使人民對於政權的信心急劇下降，造成移民美國的人口大增。龍文彬、黃國枏提供了戰後臺灣移民至美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其中臺灣地區移居美國的人數，從 1960 年的 12,280 人，到 1970 年的 55,758 人，最後於 1980 年攀升到 178,406 人(洪玉儒, 2006; 龍文彬 & 黃國枏, 2002)。

在社會瀰漫著移民的氛圍時，人民對於叛離國家顯得十分嚮往，逃離臺灣島的利益相較於留下來得更大，從而使得人民接二連三的選擇移民，隱含 \(E > 0\)。面臨如此龐大的移民熱潮，國民黨政府仍未下定決心全面開放人民移民至他國，對於人民移民之選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決策，政府選擇以忽視代替直面回覆人民的需求。實際上當時的人民出國並非件易事，由於仍處於戒嚴時期，彼時臺灣人民若欲出國，在《國民申請出國觀光規則》未頒布之前，需經警察機關核轉至警備總司令部入出境管理處(現移民署)進行查核，且必須有「正當理由」方能出國，如外交、留學、商務等原因。故對於人民來說，逃離臺灣島只是一時，且誠如上述的種種原因，在制度方面便難以施行，導致人民選擇抗議、挑戰國家是叛離國家之外另一個疏通民意與民怨的管道。

端視國民黨選擇忽視民意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高強度的非民主的統治方式仍舊壟罩著臺灣人民，如中壢事件、橋頭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等等，均顯示出國民黨政府依舊不允許人民進行抗議和挑戰國家，如此態勢即形成 Hirschman 所定義之緊繃性經濟 (taut economy)：一個充滿警覺性(alert)顧客的市場，不存在任何轉圜餘地。在國民黨「緊繃性經濟」之框架下，由於人民不被允許進行抗議，對於國民黨政府抱持忠誠亦非一項好的選擇，從而使得人民不滿的情緒在接連不斷的抗爭活動下不斷累積。Hirschman 提到，在緊繃性經濟中，對於組織或企業最危險的莫過於顧客或成員持續累積不滿情緒，不具有任何宣洩出口，到最後便會於臨界點爆發。Hirschman 的理論恰好反映在國民黨執政末期的社會運動上，國民黨的強壓政策事實上提供了反對勢力組織、動員以及本土派興起的能量，最終迎來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死亡。

現階段中國

現階段中國自 2013 年習近平上任以降，似乎陷入一段「文字獄」盛行的年代。在網際網路盛行的二十一世紀，上世紀前正在經歷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中國也搭上了這個浪潮，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截至 2020 年為止，中國人民的網際網路使用率已高達 70%。事實上，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一項重要的經驗：社群媒體與平台不僅可以作為人民聯繫彼此、交流情感的地方，其更可以做為組織人民反抗威權政府的媒介(Al-Ani et al. 2012; Wulf et al. 2013)。根據 The Global Statistics 的統計，在中國境內使用人數最多的社群媒體平台前三名分別為抖音(DouYin)、百度(Baidu)與微博(Weibo)。

不同於戒嚴時期的臺灣，中國政府擁有比國民黨政府更加有效率的控制途徑，即是運用網際網路監視並審查人民的思想。根據 Gary King 等學者對於微博上面的貼文進行的分析，其發現若貼文有關「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被審查的頻次(density)將會大幅增加；另一方面，Gary 等人更指出在「集體行動」事件發生的前後，相關貼文刪除數較事件發生的前後的其他時間來得更多，例如2011年的內蒙古抗議示威事件、廣州新塘事件、艾未未被消失等事件(King, 2013)。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刪除這些貼文係建立在不危害政權穩定的基礎之上，由於政府當局忌憚人民因為閱讀網路上的貼文從而對政府感到不信任，最後引起民怨甚至是大規模暴動，這些均是中國政府不樂見的。

若將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套用在 EVL 賽局模型上，可以發現到中國目前對於人民移居國外的限制十分嚴格，政府多以控制疫情為由極力阻擋人民移民或進行不必要的旅遊，如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於 2021 年 8 月 4 日宣布非必要的出入境。

此外若真的移民外國，其言論仍會被中國政府限制，對於真心想要離開中國的人民而言，叛離國家的利益並不會較其留在中國國內來得高；更甚者，微博官方於 2022 年 4 月 28 日，透過微博管理员的帳號發文表示，為了微博的健康生態，用戶必須顯示其 IP 屬地，言下之意是無論身在何方，只要使用微博進行發文，均無法避免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厲審查，無疑使得叛離中國的人民之利益受損，也就是上述模型中提及的 \(E < 0\)。依據第四小節之逆向歸納法所得的小結，若給定 \(E < 0\)，則在賽局的最一開始人民便會選擇對於國家進行忠誠。筆者認為在中國網際網路發達的世代，政府會利用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讓人民能夠體認到政府所建構出的「多元性」，從而使人民形塑出「中國也有言論」的假象。另一方面，誠如上述所言，無論人民做何種選擇，最終均會選擇對於中國政府保持忠誠，那麼在最一開始便會選擇保持忠誠的行動，此一現象也漸漸形塑成網路上流行的用詞：小粉紅 (Little Pink)。

結論

本文首先就戒嚴時期臺灣與現階段中國的政治環境進行回顧，並就兩個政治體制之類型進行定義，以利後續之分析。筆者臆測，在這兩個不同政體之間，係處於相之政治體制類型框架下，原因乃是因為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與兩國之特殊關係，必須採用一定程度之威權統治方式，一方面維持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則能動員人民抵禦敵方；且戒嚴時期臺灣末期與現階段中國皆具有「開放性」的政策，然而在現階段上，海峽兩岸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政體，一為民主的臺灣，另一個則是使用後極權主義的中國，此即為兩者在相同處之上所必須探討之差異。

其次，筆者藉由學者 Hirschman 之「叛離-抗議-忠誠」模型進行分析，發現戒嚴時期臺灣與中國政府的差異，在於其對於人民意見之控制方式。國民黨於統治初期不允許人民採取叛離或抗議，且認為透過不斷強調中國法統地位即可使人民對中央政府產生忠誠，但事實卻是國民黨落入了緊繃性經濟的體制下，一方面使人民的不滿不斷累積，另一方面更提供反對勢力成長茁壯之機會，最後在臨界點時爆發，從而使人民能在與政府彼此對立的情況之下，不斷透過抗議的方式逼迫政府正面回覆人民的需求。不同於戒嚴時期臺灣的執政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藉由允許人民選擇抗議之方式，在不危及中共政權生存的前提下，人民得以有叛離與抗議的選擇；而在此框架下，中國政府又透過提供公共財使人民對政府保持忠誠，使人民叛離後的結果並不會威脅中共政權。在中共雙管齊下的政策下，可以證成學者 Andrew James Nathan所提出之「威權韌性理論」(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of China)，亦即中國透過高壓、維穩的方式，一方面勾勒出社會多元性的假象，另一方面則積極地透過網路審查的方式，防堵危害政權穩定的言詞進入人民的生活(Nathan, 2017)。

綜上所述，現階段中國政府對於民意的回應模式較戒嚴時期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還要來的更加有彈性，兩個政府對於民意的控制、處理模式不盡相同，因而造成兩相似政體在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後，造成迥異的政治後果。筆者認為，Nathan 所提出之中共威權韌性理論必會在近幾年不斷成長，例如近年來不斷躍然國際新聞的「辱華事件」，無疑是中國人民選擇對於共產黨忠誠的現象，在中國內部只要有人民對「小粉紅」的言論產生異議，便會慘遭出征，而這些現象都在預示著中國政府不斷地洗腦人民，深化「網路與社會多元性」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從而能夠鞏固政權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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